索引：

首发：Zhong, Y. 1979. ‘Nothing Other Than Wind After A Moment of Pleasure’, Otherland, no. 3, pp.127-129.

再发：钟勇， 2002，“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剩下什么？”。钱超英编辑之《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社，292－297页。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剩下什么？

评张奥列的新作《澳洲风流》

近日朋友寄来香港开益出版社的新书《澳洲风流》，据说是一本可读性极高的文学作品。封底的《内容简介》中印有以下文字：“该书描写中国人在澳洲的千姿百态，不仅揭示人的生存环境，更展现人的生存行为……既有沾花惹草的风流，也有受异域风情浸淫的风流。”再看书中各篇小说，从《未成年少女》，《不羁的爱丽丝》，到《情到深处》再到《风流男子风流梦》，不仅标题心照不宣，而且内容货真价实，全是男欢女爱，情场搏杀，颠鸾倒凤。一幕幕的奸情、忘年情、异族情、一夜情，淫乱情、超阶级情、有花无果情、寻花问柳情，可能除了同性情（恋）双性情（恋）外，俗人能想象到的各种情都应有尽有。若是我还遗漏了其它什么情呀、爱呀或恋呀什么的字眼，请读者和作者多包涵——毕竟我已尽力开动想象力，而且在我看《澳洲风流》和写这个书评的时候，我已经在不断的研习操练这方面的词汇和表达法了。

这样的作品，读之有助于想入非非、有助于口中生津、有助于体内躁动伴随力比多泉涌、有助于进入劳心型而非劳力型性活动，甚至有助于那些视白人为性具，天天耳闻目睹白肤金发碧眼，却苦于可望不可及的我族同胞被带入与异族交欢的模拟真实（virtual reality）之中，能写出这种作品的人，其文学造诣和功底当然不可低估。常人一般看不起那些把性写的象性一样直来直去的人并把他们贬为下流胚子；只有那些把性写的象文学一样或反过来把文学写得象性一样的人才会被读者捧为文学大家，又称风流才子。

在体验过《澳洲风流》用文字构筑的风流后，我想起了辛弃疾的诗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我开始思考风流故事讲完了听完了以后，剩下点什么？换言之，读者从艳梦春梦黄粱美梦醒来之后会有什么收获？无可否认，这种收获因人而异，我只能简要列举其中较为典型的范例加以讨论。比如，对于某些仍在为生计为居留权而挣扎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肯定不象《澳洲风流》中的各个主人公有各种躲都躲不开的风流艳遇。对于他们，这本书无疑可以起到书性充饥、望性止渴的精神刺激作用。对于某些民族自卑心较重的华人，这本书可视作（女性）华人在性方面低人一等的证明，说不定还会使部分华人姑娘从此担心洋妞把男性华人都迷住了她们自己会无人问津。对于某些自认被洋人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既然征服不了异族，只要能用性行为令异族中的异性不战而降，这也不失为一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的爱国主义行为。仅就以上这几种反应而言，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不可取的。我认为，这类反应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澳洲风流》本身的认知局限造成的。我下面将讨论它的两处明显的认知局限。

该书的第一个认知局限是对世界的简单化一分为二的再现。如法国学者玻娃（De

Beauvoir）所说，把人划分为己（self）和异己（other）几乎可视作常人之习性。早期留美学生中流行的一幅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也表现出这种认知倾向。我个人判断，己和异己这种两分法也构成了张先生对他初来乍到的这个澳洲世界的认知基础，而且他本身也陷入两分法的一端（作为故事中的“他”）而不可自拔，这个世界只有族人和洋人，男（华）人和女（洋）人，有性和无性，性主动和性被动。在他的模拟真实中，己无一例外或是怀才不遇或是穷困潦倒的男性族人，异己中不乏有财有貌的西洋美女，最起码也是东洋女子或内白外黄的香蕉女子。唯一独出心裁的是，由此及彼己主动异己被动的传统被“鸾凤颠倒”。异己全是性高彩烈的主动型性动物。相比之下，己永远是那么的含蓄，那么的知己知彼。他常常蓄势待发，后发制人，一旦出击肯定是十拿九稳，任何异己都跑不出己的掌中。法兰茨•法能（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里指出，对犹太人传统的成见导致了世俗对他们的歧视，而世俗对黑人的排斥却仅仅是基于他们的肤色，因此世俗对黑人更加不公。看了《澳洲风流》给我的感触是，世俗（不仅仅是世俗，还包括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把黄种人之所以低人一等的原因归咎于他们性功能的欠缺，特别是华人女子在这方面的不如人意。白人（包括安格鲁•萨克逊的后裔，偶尔也包括外黄内白的香蕉人）之所以受到白人自己及其他有色人种的敬仰，唯一原因是他们中的女性无一不是性动物，无一不是性昂奋性而上性主动性万能。长此以往一分为二，这个世界岂不成为只有（黑肤黑发黑眼的）性无能男人和（白肤金发碧眼的）性昂奋女人的世界？这样的两极世界岂不令人或者兴[性]致索然或者兴[性]致盎然？无独有偶的是，男性华人作家可以贬低女性同胞，后者当然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诋毁前者。比方悉尼文人施国英女士便提出过凡是中国男人都属性无能的更绝对化的概论。

这种一分为二看世界的认知模式的第二个局限是见林不见树，抹杀个体的个性，把洋人和华人视作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但内部完全一致的整体，仿佛每个洋人都是某种特质的克隆体（clone）、又仿佛性具和性趣就是洋人的一切和唯一共性。后殖民主义批判家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西方殖民主义者习惯于将残暴、堕落、贪婪等邪恶强加于东方人身上，继而将东方人具有诸如此类一切邪恶的原因归咎于他们的种族性，并最终对全体东方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做出全盘否定。《澳洲风流》从相反的方向也表现出这种东方主义倾向，或者可说是被殖民主义倾向。书里充斥着“你们中国人”和“很少中国人”之类的统称和概括，用类似称谓轻而易举便将某一群体的人或全盘肯定或一棍子统统打死。与这个崇尚性具尺寸耐力进攻性的商业化时代相对应，作家把性万能的神力毫无保留地馈赠给他笔下的全体洋妞，相映成趣的是他笔下的众多中国男人形象。从《爱在深秋》中的半老童男，到《未成年少女》中人到中年仍形单影只的怪男，再到《潇洒一回》中对中国女人提不起性趣连东洋妻子都难以令其满足的偷情者，直到《不拘的爱丽丝》中被洋妞介绍进换偶俱乐部的纯情少男，全部都犹如涉性不深却情窦初开且对洋妞如饥似渴的纯洁男子等待着无性不知无性不能的洋妞象私塾老师一样地手把手为他们做性启蒙教育。从这些大同小异的情节中几乎可以读出作者对洋妞的无限性崇拜和渴望以及对华人女子的熟视无睹甚至极度不屑。必须补充的是，作者或许本无此意（consciousness），只是我作为读者有心误读。那么假设，作者只是把洋妞视作满足性欲望性需要的工具，所谓形[性]而之下谓之器。如果是这样，又势必构成了对全体异族女性的不公及不恭。这种排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西方中心论的东方主义相比，都是不可取的。

讨论过《澳洲风流》的认知局限后，有必要提出它的可取之处。其最可称道之处是它跳出了中国政治挂帅时期的“世界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信条）的框框，转而宣扬一种所谓的博爱精神，未成年少女可以让人到中年的叔叔占便宜；生龙活虎的妙龄美女愿意陪伴寡然无味的臭男人共度良宵；风尘女子主动为打工仔提供“免费餐”；有财有貌的女老板大大方方地邀请快餐店的掌勺师傅上床。但是这个优点是微不足道的，难以弥补它的根本性局限。因为书中渲染的种种唯性至上，无缘无故的情爱，乌托邦得令人难以想象——尽管因为其难以想象而令人倍加愿意想象——起码对于大多数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男性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而言。我并不是全盘否认出得了厅堂、上得了大床、得利息于银行的女人会“俯首甘为孺子鸡”，会青睐缺乏根底的中国男人。但以鄙人的生活阅历，我不相信这个充斥着各种社会不公的世界会向饥寒交迫与性煎熬的我族兄弟提供免费晚餐和性餐。

我绝无非难张先生的意思。扪心自问，凡夫俗子有几个能完全跳出两分法的束缚？许多居澳多年的族人至今仍把包括原著居民、英国移民、巴布亚新几内亚移民在内的其他澳洲人一概统称为“外国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连许多常人百姓都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姹紫嫣红、气象万千、日益多元化的缤纷世界，显然不是任何形式的两分法可以概括的。无论是好人与坏人，男人与女人，或正确与错误，或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这类对世界一分为二的解释都已经无数次被历史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举例而言，习语中所说的鬼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被统称为女人的人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可抹煞的，即使是洋女人也不全是无性不度日的饿鬼。我们面临的问题除了两性关系外还有如何解决温饱、阶级差异、文化教育差异等诸多问题。别忘了，对于很多同胞来说，还包括最基本的居留权问题。张先生作为可影响舆论导向的文人和作家，我当然希望他对世界的认知起码不要落后于民众，不知道我讲的有无道理，希望有机会和张先生及读者商榷。